声明：本文章出处光明网：周总理教我做秘书、纪东：《难忘的八年 —— 周恩来秘书回忆录》

1968 年盛夏的一天，时任中央警卫团作战参谋的我，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我速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报到。

到了警卫局，李树槐副局长告诉我：“组织决定调你到周总理身边工作，任总理秘书。”

听到这个消息，我既惊喜又惶恐。惊喜的是，能到敬爱的周总理身边工作，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惶恐的是，深知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自己担心难以胜任。

但我深知这是组织的信任和重托，便坚定地表示服从组织安排。

随后，我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和时任秘书张作文向我介绍了总理办公室的工作情况和相关要求。

按照分工，我主要负责党、政、军、群等方面的工作，而钱嘉东同志主要负责外事、安全和宣传、港台等方面的工作。

在时间安排上，钱嘉东主要值夜班，从晚饭后上班到第二天上午 8 时交班；我则从早上 8 时接班，晚饭后交班。但实际上，我们交班后并不马上离开办公室，钱嘉东交完班，处理完需办之事，常常就 9 点多了，回家睡几个小时又回到办公室。

因为总理夜间事务繁多，白天来的外交方面文电钱嘉东都要先看一遍。

可以说，钱嘉东是西花厅工作人员中工作时间最长、最累、最辛苦的，但他毫无怨言，始终坚守岗位。

这也是为了能及时办理总理在家办公时交代的事情。总理对秘书的分工非常明确且严格，只要事情不急，谁负责的事就交给谁办，谁管的文件就由谁处理。

当然，遇到紧急事情，不论分工，谁值班谁办理，办完后我们会互相通气。

总理让我在实践中学习，在工作中提高，但起初我对如何学习、怎样提高感到迷茫。在这方面，总理堪称我们的老师。

我们既是他的秘书，也是他的学生，他在工作中严格要求我们，耐心指导我们，特别是对我这个“新兵”，更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总理在秘书工作方面对我们的教导和指示众多，回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为了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和综合分析能力，总理要求我们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广泛阅读各类书籍、资料，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

对于理论方面，总理强调要读原著；对于经济、文艺、科技等专业性较强的内容，一般根据工作实际需要，进行常识性的学习和了解。就像反映国际动态的《参考资料》，每天有两大本，总理要求我全部看一遍，并筛选出重要内容向他汇报摘要。

遇到重要的地方，还要原文讲给他听。有的重要文章和段落，我要用红笔标注出来，供他亲自阅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阅读、仔细甄别，不断提高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能力。

记得有一次，总理在审阅一份经济领域的文件时，询问我对其中一些数据和政策的看法。由于我平时对经济知识的学习不够深入，当时回答得结结巴巴，很不自信。

总理并没有批评我，而是和蔼地说：“做秘书工作，要随时准备回答领导提出的各种问题。要达到工作要求，就得靠平时不断积累知识，及时学习充实自己。

对于不懂的问题，要及时查阅资料或者请教专家。” 从那以后，我更加注重知识的积累，不仅认真学习政治理论，还广泛涉猎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知识。

还有一次，总理乘车从大会堂去钓鱼台会见外宾，途中突然问我：“今天是什么节气？” 因为总理一直对天气特别关注，所以我把二十四节气背得滚瓜烂熟。

但当时我只是死记硬背，没有将其与实际联系起来，一时竟反应不过来。就在我心里慌乱思考的时候，同车的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马上回答：“小雪！” 这件事让我深感羞愧，也让我明白了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更要注重与实际相结合。

总理的好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国际国内每一项重大科技成果的报道，都会让总理满心欢喜，他会兴致勃勃地翻阅相关资料，有时还亲自向专家请教。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时，总理多次听取汇报，在会上，他向专家和技术人员虚心求教，询问空间技术知识和相关理论数据。

有的问题专家和技术人员一时无法回答，总理就让他们回去研究。开完会回到家，总理还经常让我查找相关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完成了工作任务，自己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总理对工具书极为重视。《辞海》《辞源》、“门捷列夫化学元素表”、“华罗庚运筹学优选法”等工具书就摆在他的案头，以便随时查阅。

他还教我查《辞海》怎样能查得快，以及如何与《辞源》对比参阅等方法。总理虽年事已高，但对有些文件的原文，特别是一些关键数据，看过之后都能记住。

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突发事件”，他能立刻联想到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周边情况等。总理常对我说：“对地图不仅要看，更要读，遇事要经常查阅，这样才能记得牢。”

他还提到，毛主席记忆力超强，在与美国客人谈话时，提到台湾省的面积，用的还是上小学时记下的数字。有一次外出开会，需要携带一张大幅地图，卷着的地图在汽车上不好放置。

总理看到后对我说：“小纪，我敢肯定你没当过参谋，没学过参谋业务。” 说着，他便亲自指点我，很快就把地图叠好了，并说：“叠地图也有学问，叠得好，展开后图就平整，便于查看。” 在总理的教导下，我学会了许多工作中的小窍门和方法，这些都让我受益终身。

秘书作为领导的助手和参谋，把关是履行参谋助手职责的重要体现。总理经常对秘书和警卫人员说：“你们要帮助我把把关，要时常提醒我，千万不能误事，误事会出大问题。”

我们会根据总理每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制定详细的日程安排，包括每天的具体事务、一周的大致活动，乃至一个月的外事活动和国内重大会议安排，都列出时间表随时向总理报告。

每次总理出国归来，我们在去机场接他回家的路上，都会将他离开期间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向他汇报，以便他在处理问题时能够统筹兼顾、前后衔接。

总理每次批阅文件或作出决策时，我们会把相关的参考文件资料放在他的案头，确保他对问题的处理具有连贯性。如果紧急批件较多，总理来不及仔细检查时，就会把重要批件交给我们检查，我们都会认真校读。

对于人命关天的大事，如地震、水涝、风雪灾害等，我们更是会尽可能详细地了解情况，及时向总理汇报。总理还特别叮嘱我们，对于毛主席批示的重要文件或交办的事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及时向他报告，绝不能延误。

有一次，我在值班时，通信员送来一份外交部的特急电报。我刚处理完这份电报，通信员又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又有一份挂“特急” 的电报文件袋，问是否马上送来。

我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这个文件袋可能是前一份电报的正式印件，不是新的特急件，于是就对通信员说：“先放在你那里吧，需要时我给你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总理突然问我：“外交部的电报都处理完了吗？” 我说：“就这份。” 总理说：“还有一份。” 我赶紧说：“通信员打电话来了，我马上叫他送来。”

回到办公室，让通信员送来电报一看，我顿时傻眼了：这并不是我以为的前一份电报的正式印件，而是姬鹏飞外长在欧洲访问时发来的急电，其中请示的问题急需国内答复。

由于外交部等不到总理的答复，乔冠华副外长不得不直接给正在休息的总理打电话。我赶忙向总理解释：“通信员告诉我了，和通信员没关系，完全是我的过错。”

我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向总理说了一下，并表示今后一定注意，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总理见我承认了错误，语气缓和了一些，说：“不能这样主观臆断，想当然，对任何事情都要弄清楚，不然肯定会误事。”

好在总理已经根据乔副部长的电话及时给予了答复，没有耽误大事，未造成损失。这件事让我深刻认识到，在工作中绝不能掉以轻心，任何一个小的疏忽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

在总理身边工作，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勤恳踏实。总理常说，办任何事情，都要多问些情况，要考虑到相关的问题，这样汇报情况时才能主动。他还教导我们，凡事要多联想、多设问。

总理听我们报告情况时，总是非常仔细，经常会询问许多相关问题，他绝不允许半点敷衍、应付，“大概”“可能” 之类的模糊回答在他这里是绝对通不过的。如果我们对某些问题、情况不太了解，他不会责怪我们，但一定会要求我们把事情弄清楚。

有一次，某地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总理让我尽快了解情况并向他汇报。

我迅速与当地取得联系，收集了受灾面积、受灾人口、受灾程度以及救灾措施等方面的信息后向总理汇报。总理听完后，又详细询问了受灾群众的安置情况、救援物资的供应是否充足、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是否到位等问题。

由于我在收集信息时没有考虑得这么全面，有些问题回答不上来。总理并没有批评我，而是让我赶紧再去了解清楚。

从那以后，我每次向总理汇报工作，都会提前做好充分准备，尽可能把问题考虑周全，确保回答总理的问题时准确、详细。

还有一次，我在整理文件时，发现一份文件中的数据存在疑问。我没有轻易放过这个问题，而是仔细查阅相关资料，与相关部门进行核实，最终确定了正确的数据。

当我把核实后的文件呈交给总理时，总理对我的认真负责表示了肯定。他说：“做秘书工作，就是要严谨细致，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存在问题的细节。” 在总理的言传身教下，我逐渐养成了勤恳踏实、认真负责的工作习惯。

总理日理万机，要亲自阅批大量文电。为了既保证工作不误事，又能照顾总理的身体，秘书们需要对文电进行分类处理。急件、重要文电优先处理；不急的文电，有的立专项备查，有的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再呈送总理阅批

。老同志告诉我，总理为了提醒秘书注意培养、提高分析综合能力，曾专门为他们写了两句话：“要求综合，反对分散。” 多年来，这两句话成为了秘书能力培养的重要准则。

总理工作繁忙，无法每天亲自收集和阅览大量的信息资料，我和钱嘉东便承担起了日常资料摘编工作，并根据总理的需求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他汇报。书面汇报时，总理要求列出纲目；口头汇报时，总理要求三言两语讲清问题，且要准确无误。

这种综合能力，是思想水平、理论水平、文字能力及经验阅历的全面体现。为了达到总理的要求，我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夫。总理也有意识地培养我这方面的能力。

每天的两大本《参考资料》和个别篇幅较长的报告，他都让我看完后向他汇报摘要。“九一三” 事件后，总理还把林彪的讲话文章交给我，让我概括出林彪的错误观点。通过这些实践，我的综合概括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

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对我说：“小纪，你们在总理身边工作，能学到很多东西。不管是文件，还是其他方面的事情，只要在总理那里通过了，就相当于过关了。”

确实，在总理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我从总理身上学到了太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这些都成为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总理对保密工作高度重视，这也是秘书工作的重要原则。

每当有新秘书到岗，总理与我们谈话时都会着重强调：“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 总理要求秘书要养成严格的保密习惯，不能对外说的事情，绝对不能透露半句，哪怕是对自己的爱人也不行。

秘书外出参加会议时，他总是叮嘱：“不能随便讲话，去参加会议只能带耳朵听、用眼睛看，不能随便开口发言，因为你是总理办公室的人。” 有一位刚来不久的秘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总理看到后告诫他：“以后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就不能用这里的材料来写文章。”

总理办公时，除了秘书，其他人一般不能随意进入他的办公室。重要文件他会亲自锁进抽屉，只有放在桌面上的文件秘书才能整理。

总理的信件大多由值班同志拆封、登记和呈送，但他规定部以上领导和知名人士给他的亲启函，秘书不能拆。如果出现误拆情况，必须立即封好，并写上“由某某失手误拆，以后一定注意” 的字样。

总理自己更是带头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对妻子邓颖超，他从不谈论工作内容，也不许她随便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凡是涉及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电话，他都坚持使用专线。

凡是机密信件，他都亲自写信封、封信，并标明由某某同志专送中央某位领导亲启。有时信写好后又要添加内容，他就在信封上注明“这是我拆开又重封的”。总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身边秘书和全党同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总理身边担任秘书的这段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总理的言传身教，让我学会了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秘书，更让我懂得了如何为人处世，如何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虽然总理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将始终以总理为榜样，努力践行他的教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